2017年书法展览方介堪的刀笔风采：我书意造本无法(3)

温州解放后，方介堪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全身心地投入家乡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方介堪与夏鼐、孙孟晋、戴家祥等联名致书文化部，从而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地市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当时温州的文博工作是一片空白，方介堪任温州文管会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后又任温州博物馆馆长、温州工艺美术研究会副主任。温州文管会最初选址于江心孤屿，这里原是风景秀丽的疗养胜地，文化底蕴深厚，被称为“诗之岛”。方介堪独当重任，动员组织民工与舢板渡船的船工修葺颓垣败壁、收拾残桌破椅，清除枯枝杂草，遍植树木花卉，逐渐使江心孤屿重新成为鸟语花香、树木成林的一方胜地。初创的文管会没有用品，方介堪就将家中的书桌、画桌、条几、椅子甚至文房四宝、茶具、热水瓶等搬去，还动员姑父陈浩卿捐献了一套大堂用的红木桌椅、茶几。初创的文管会空空如也，方介堪主动捐献家藏的青铜器、印钮、书画、拓片等文物数百件。这也成了温州博物馆的首批藏品。方介堪还广泛征集文物，只要掌握了文物收藏信息，他总会千方百计将其征集至文管会。经过多年努力，文管会的文物收藏逐渐丰富起来。1963年方介堪曾先后赴上海、杭州、苏州，并发函北京，邀请各地师友如郭沫若、陈叔通、马一浮、张宗祥、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唐云等为江心寺、文天祥祠题字作画，以充实温州风景区、温州博物馆的文化内涵，提高温州文化品味。

方介堪与金石学家戴家祥也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年轻时两人皆离开温州，一去北平深造，一到上海从艺。两人虽分处异地，却经常联系，共同勉励。以后戴家祥不论在北平、天津或成都，也不论是求学或任教，都会利用假期，不远千里与方介堪会聚。方介堪结婚时，戴家祥以兄弟之情于婚礼册末页绘《并蒂芙蓉》图相贺。“七七事变”后，方介堪与戴家祥相约一同返回温州。抗战期间，戴家祥的家乡亦遭日寇侵犯。幸好在日寇洗劫前，戴家祥将方介堪历年为其所刻的印章埋藏地下，上覆杜鹃花。敌退，藏印幸而无恙。方介堪得知后说：“如此爱护，他日当多作。”戴家祥将印蜕寄往同里王季思。王季思欣赏后撰文《白鹃楼印记》，载于1943年的《东南日报》。后方介堪主持重修永嘉地方志，又请戴家祥主纂金石部分。抗战胜利后，方介堪赴沪再操旧业，戴家祥则受聘于温州英士大学，后又转聘于天津南开大学。解放后戴家祥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而方介堪此时已被任命为温州文管会常务副主任。此后两人除出差或回乡聚会外，就依靠信函在生活上彼此关心，在学艺上互相切磋。戴家祥在主编《金文大字典》的多年中，凡遇到不可识解之字，不是借方介堪的《玺印文综》底稿查阅，就是写信商讨。1985年，胡中原向戴家祥出示方介堪早年印稿一册。戴家祥虽年届80，犹撰文曰：“介堪为余总角之交。其家本无长物，老弱之命，悬于十指，而淡泊名利，傲骨不阿，书画篆刻中无所不在也。”

方介堪过世后，两老长达70年的情意并未终结。戴家祥认为，像方介堪这样的艺术大师，应在家乡有一个纪念性的地方，建议把方家故居辟作纪念馆，并表示要把自己珍藏的方介堪为他篆刻的106方印章全部捐出。戴家祥关于纪念馆的建议，已在方介堪后人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逐一实现。戴家祥所捐赠的106方印章配制了精美印盒，陈列于艺术馆醒目位置。《白鹃楼印蜕》也随后出版，并附有王季思先生撰写的《白鹃楼印蜕·序》和徐声越先生的跋。当巨著《玺印文综》出版后，戴家祥又亲撰《艺术大师方介堪事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方介堪为人为艺的一生。

1986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方介堪应台湾中山艺社之求，挥写篆书“已卜余年见太平”。又应民革中央之邀，拟古玉印篆刻“日新”（中山先生号）一方。这时，方介堪已86岁高龄，这是他一生所篆的4万多方印章中的绝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