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赛事网常沙娜：敦煌一直有征服世界的美

　　“敦煌一直具有一种征服世界的大美。很多人对它一见钟情，然后魂牵梦萦，钟爱一生，不离不弃。”86岁的常沙娜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些话所包含的深意，她最爱的亲人的一生，她过往人生的悲欢离合，都不得不从敦煌讲起。

　　常沙娜的父亲是常书鸿。他的故事我们几乎耳熟能详——有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看到一套《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壁画、雕塑图集。他惊呆了，一个无论是在生活趣味还是艺术追求上都深受法国主流艺术影响的年轻人，无比诧异地意识到这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宝库，足以和任何西方艺术对视，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奇迹，这真的是奇迹。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我们中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

　　“我要回中国，我要到敦煌去。”这成为常书鸿最执著的信念。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常书鸿风尘仆仆、“牛车”劳顿来到自己心中的这座圣殿时，沙漠中的敦煌却已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无数的探险家、汉学家，走马灯般地来到莫高窟，换走了洞中大部分的经卷、文献，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在震惊世界、征服世界的同时，也经历了多种洗劫，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被任命为所长的父亲一到敦煌，就觉得一辈子都离不开那个地方了。他用带碱的泥巴垒起了围墙，使它不再是牧羊者的避雨之地；他带领大家对每一个洞窟进行编号，对破损的壁画小心翼翼地进行修复，他组织艺术家精心临摹壁画……”

　　1943年的冬天，常沙娜随着家人从重庆一路颠簸，坐了一个多月的卡车到敦煌、再坐着木轮子的牛车来到莫高窟。作为在巴黎出生和长大的孩子，来到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生活上不习惯是肯定的，“因为离县城远，豆腐买回来就酸了，当地的水都是咸的，为此大家只能吃腌菜，喝醋……”

　　但常沙娜很快被父亲以及他的团队所感染，并且“在劫难逃”，打心眼儿里爱上了临摹，开始了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的每个暑假，常沙娜都会回到莫高窟，和父亲一起临摹壁画。她是真心喜欢，“那时石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扎实的训练加上父亲严格的要求，沙娜收获了最初的艺术灵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敦煌被作为传统艺术的代表，拿到北京来展示。当时没有展览馆，就在午门的城楼上。我刚回国，就跟着父亲筹办展览。那时候，2017年书法展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身体不好，但是听说有敦煌的展览，一定要上楼去看。我父亲便叫我好好陪着梁伯伯和伯母。”

　　没过多久，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营建系，请常沙娜去当林徽因的助教，从此常沙娜走上了艺术设计的道路。

　　“林徽因先生思路敏捷，很了不起。她说，我们解放了，我们的工艺应该很好地发展。”和常沙娜同去的，还有两个浙江美院毕业的女生，钱美华和孙君莲。“林先生身体不好，常倚靠在床上，2017年美术展览，我们每天九点以后，在她精神最好的时候去找她。她建议我们改进景泰蓝的工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设计一些现代人用的东西。林先生还几次离开病床，带我们到景泰蓝、烧瓷等工艺美术厂学习。”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礼品。“林先生说你可以做一个丝巾，体现和平，要用我们自己敦煌壁画中的鸽子。我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没多久，全国院系大调整，常沙娜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1958年，北京开始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建筑”，美术学院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设计工作，常沙娜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我一画就是明显的敦煌元素，创意经常入选。”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琉璃瓦门楣纹饰、宴会厅的天顶彩绘装饰等都出自常沙娜的创意。

　　“我那时已经能灵活运用敦煌元素，但当时的总工程师张鎛对我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不过不符合我们的需要，你要把照明、通风、建筑结构、材料、面积都考虑在内，把形式和功能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