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书法比赛两张鲁迅照片注错四十年(2)

虽然《人民日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不知何故，陆晓燕的这篇文章很少被鲁迅研究者提到，因此，她对《鲁迅》照片集中那张被剪掉浅野要的合影照片的更正也就没有能够在鲁迅研究界传播开来。

1984年11月，陆晓燕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上发表了译文《紧邻鲁迅先生》，并在这篇译文后面附录的“译者后记”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日本人原胜和鲁迅交往的情况，特别指出《鲁迅》照片集中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都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

本文作者浅野要先生（笔名原胜），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旧制松山高中学习期间，因为参加左翼运动而中途退学。以后，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曾任日本改造社驻中国的特派员。在上海时期，他曾住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八号，与鲁迅先生成了一壁之隔的紧邻，并且常来常往。

鲁迅先生与浅野先生的这段友谊，在国内一直鲜为人知。《紧邻鲁迅先生》一文，是1936年4月，浅野先生发表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上的回忆文章，与此篇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本文作者为鲁迅先生拍摄的照片一幅，以及鲁迅先生赠与的录唐朝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墨迹一幅。

很清楚，刊登在《日本评论》杂志上的这一幅鲁迅墨迹，正是《鲁迅日记》1936年1月9日提到的“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而鲁迅照片，却正是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像册中的第100幅照片。两幅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像的左侧，有手写体的“鲁迅”二字。

《鲁迅》像册中第100幅照片旁的说明判断此照片为鲁迅“大病初愈后”，“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在像册后的《照片说明》中又进一步说明此照为“史沫特莱摄”。以上这些说明文字均不确。根据《日本评论》杂志上记载，此照应为浅野先生摄，而且摄于“昭和十一年一月”，即1936年1月。这时候的鲁迅先生尚未大病。

又，像册中的第102幅照片旁的编者说明，与第100幅的相同。事实上，这是一张鲁迅先生和浅野先生的合影。浅野先生在前文中提到他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回日本，文末署明的日期为三月五日，那么他应该在2月底以前离开上海。再则，根据1936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当浅野先生又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2017年书画展览，并没有见到鲁迅先生。因此这张合影不应晚于1936年2月底。不过，根据第100幅照片与第102幅照片上鲁迅先生的服装相同，而且地点也相同这一点判断，两张照片很可能摄于同一天。

应当说，陆晓燕已经正确地指出了《鲁迅》照片集中的这两张照片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但是，很遗憾，这个更正虽然发表在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上，但是依然没有得到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以致《鲁迅》照片集对这两张照片的错误的注释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关于鲁迅的图书引用（如林贤治于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不仅用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口的留影作为封面，而且又在该书第199页再次选用这张照片作为插图，该书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甚至也被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正在展示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引用（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在的鲁迅生平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23日，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史沫特莱摄。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

三、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发表的回忆这本《鲁迅》照片集出版过程的文章中指出了编号100照片剪掉了浅野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在1997年7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文，指出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有三幅照片分别剪掉了林语堂、伊罗生、孙福熙，并作了订正。对此，《鲁迅》照片集的实际编者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9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一文对《鲁迅》照片集的编辑和出版过程进行了介绍，并说明书中有8幅照片进行了剪裁：

这部照片集，经剪裁和涂抹的照片共8张，占全集102张的7.8%。被去掉的合影者共7人，除张小鼎先生文章所列举的林语堂、孙福熙、伊罗生、姚克和周作人这5人之外，尚有李济之和日本友人浅野要等2人。其中林语堂被去掉3次，周作人2次，其余5人各1次，共10人次。这8张照片，按照被处理情况可分三类。一类，因需要去掉的人在照片的一边，就干脆把照片的那一部分剪掉了。这样处理的照片一共4张。它们是，第29图和第30图那两张鲁迅和爱罗先珂等人的合影，都是因为有周作人而被切掉的；第89图剪掉了姚克；第102图剪掉了浅野要（因当时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