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书画展览都市丛林中的艺术栖居——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别报道(4)

　　七一庆典期间的土瓜湾，远离市中心的牛棚艺术村里展览还在继续。这里依旧汇集了许多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它们支持、赞助有创意的年轻人接触当代艺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香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嫁接，大家都按自己的逻辑和个性生长，舒畅自然。面对并不容易的生活，有人用脚投了票，选择北上，来到内地城市。虽然现如今香港的艺术经纪正在蓬勃发展，但金钱帝国的滚滚巨浪中，如何把控自己这叶小舟，很多年轻人仍然在疑惑。

　　（李健秋、张婷婷对本文亦有帮助）

　　3 艺术品超市：从荷李活道至香港会议中心

　　据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营运总裁陈惠明介绍，正在筹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预计在2022年竣工，“整个西九文化区将占地面积40公顷，特区政府总计将投入逾200亿港元。”

　　相比于这样大手笔的政府投资行为，香港艺术生态圈里的民间资本热潮从未减退。为何香港艺术经济如此发达？广义上看，浸淫于自由经济竞争环境长达百年，很多香港人似乎将经商看成天职，艺术品、古董则是那利润保障的代名词。狭义上讲，从地处狮子山上的半山区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至毗邻维多利亚港的香港会议中心，这段不过4公里的路程，却是见证香港艺术形态乃至艺术市场百年变迁的关键。

贴着巴塞尔艺博会广告的巴士在中环街道上缓慢地行驶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的签订让香港贴上了屈辱的“英属”标签，但首任总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香港译作砵甸乍）的一项举措给这座城市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调，他让这里成为了远东地区少见的无关税自由港。而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港人不得不在尴尬的地缘政治夹缝中求生，极端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灵敏的商业嗅觉。

　　高档住宅区半山，曾是英国人的主要居住地，从太平山往港口方向下行，经干德道、坚道、云咸街直到中环区，便是整个香港最为繁华的政府、商业机构聚集地，政府大楼、使领馆、银行、教堂、医院、学校、酒吧、画廊、古董店，被玻璃钢筋结构的摩天大厦和狭窄蜿蜒的市井街道穿插在一起。其中，地势相对较高、几乎与皇后大道（Queen's Road）平行的荷李活道建于1844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因为当地居民对于生意的看重，既然邻近洋人的居所，索性就做起了古董、玉器买卖，它也是孕育香港艺术经济圈的生命起始点。

朱汤生主持的首届香港苏富比拍卖会

　　1949年5月，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香港，这次市场中不再只有些“小玩意儿”。北平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待价而沽，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仇焱之（其孙仇国仕现为苏富比高管）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俦侣成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收藏家。10余年间，仇焱之衔泥筑巢般地收藏了众多历代官窑瓷器，传其曾以1000港元的低价买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被誉为业内佳话。

　　在艺术品一级市场慢慢被构建起来后，新的腾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刘龙在《回归20年：哪些机遇造就了今天的“亚洲艺术市场中心”》一文中提到，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为香港的艺术市场带来了新动力，“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风尚，企业家、医生、文化名流、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的活动颇为活跃，并涌现了一批享誉海内的香港大藏家，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等。”这些收藏家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希克将藏品捐入M＋，完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品在香港的一次轮回

　　另据“敏求精舍”前任主席李大鸣回忆，上世纪80年代，荷李活道的古玩以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1997年之前的移民潮突然间为荷李活道带来了大量古董家具，短短一条小街里古董家具店曾多达300余家。或许是看到了荷李活道古玩商铺鳞次栉比的兴盛景象，苏富比拍卖行于1973年在香港举办首场艺术品拍卖会，为中国艺术市场揭开了全新的序幕。从1976年开始，香港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次大型拍卖会，10年之后，另一家顶级拍卖行佳士得才从日本转回香港，此时苏富比董事长英国人朱汤生（Julian Thompson）已经成为亚洲艺术市场的标志性人物。据仇国仕介绍，受朱汤生的影响，中国古董艺术品开始在欧洲热卖，“早在内地藏家开始关注香港之前，中国艺术品早已活跃在欧美市场，那时的亚洲购买力量则主要来自于日本，而香港的市场大门依旧对全世界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