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赛事网严修：“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2)

　　严修一生传承中华经典，从事书法研习创作。从7岁师从孙竹泉先生习字，到69岁去世，一生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临池不辍，终日伏案挥毫习书，甚至在远渡日本和欧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间，闲暇之时也要“写字十余纸”，通常“写屏联至深夜”，与笔墨须臾不离，朝夕相伴，真正做到了“笔成冢，墨成池”“笔秃千管，墨磨万铤”的境界。

　　在半个多世纪的习书、学书过程中，严修积极倡导新学，在担任学部左侍郎时，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教育改革。在戎马倥偬、社会形势千变万化之时，作为天津教育界的引领者，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仍坚持每天书写。这种无日不挥毫的韧劲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不仅需要功力，更需要一种坐观风云起的定性，一种平静的心态，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当一些书家处于竞技相互争艳时，严修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态对待书法艺术，淡泊自处，甘于寂寞，真可谓儒者风度。这种对其有意用功而无意成功的修炼，得力于严修在教育事业成就的互补，这是发自他内心对教育事业岿然不动的恒力与毅力，来自对教育的坚定信念。这恰恰也铸就了他书法的成功。严修所具有的这种艺术气节对于当代一些书法创作急功近利的倾向不乏重要的启示意义。

　　 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手稿

　　自严修研习书法之始，便传承中国传统书体，坚持探本溯源的求书之路，恪守篆隶习秦汉、行楷承晋唐的学书之法。几十年的书法研习，他遍临历代名碑，对《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礼器碑》《城隍庙碑》等诸多秦汉碑刻进行深入揣摩、研习和传承。同时，他对欧阳询《皇甫诞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和褚遂良《圣教序》精炼精透。

　　严修对碑学笔法领悟实多，但他言碑而又不拘执于碑。据《严修日记》中所载，其书法注重“循环式”练习，积极取众家所长为己用，师造化，融会贯通，蓄积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并与其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相荡，渐渐生发出自己的书风，从《严范孙先生遗墨》《严范孙先生手札》《蟫香馆手札》中可见一斑。严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馆阁体”对他影响很大，但他极力摆脱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础上，不以古为我，而是化古为我，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因此，他在谋篇、结体、用笔上更显静穆、稳重，严谨中富有变化，处处内含功力，点画之间蕴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洁之气，颇具大家风范。

　　严修书法功力深厚，为当时津门书坛所崇仰，为此许多人依附于门下，求教问艺，其中书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与袁克文深受严修的溉润。严、李两家系世交，虽非同时代人，但李叔同时常去拜见严修，谈书论道，挥毫遣兴，深获讲贯之益，不仅积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严修对书法艺术的发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则自小师从严修，在书法、诗词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熏陶，字体雄健多姿，华赡流丽，所作大字楹联作品，更显笔墨淋漓，气势磅礴，成为天津近现代翰墨名流。严修的学生姚华也深受恩师影响，后连捷成进士，成为近世不可多得的书画名家。严修在他们人格的形成与艺事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书法艺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

　　严修一生钟情诗词，晚年创立了城南诗社，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与赵元礼、王守恂同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诗词与书法相伴，他在创作中传达任其自然的心态、“物我两忘”的境界，以获得身心的愉悦，从而提升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境界。

　　《蟫香馆诗钟》是严修宽余闲暇之时的遣兴之作，诗词皆从心底流出，传达思想感情于尺素之上，轻重疾徐的节奏中显示内心的波涛，时而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时而阻涩涂改，一任自然，心手相应，笔到意纵。他书法艺术效果与诗词内容的相契合可谓兴之所至、情之所钟，琴瑟共鸣。观其书赏其诗，得到了超于形式的享受，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佳境界，这种无意为书、妙手偶得的墨迹呈现出了严修高超的书法水准。

　　如果说，有意经营的书法创作更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那么楹联作品则是严修的“有意为书”。他早年的行楷整体布局没有过多的求新，安稳自在是其章法上的基调。单字的推进主要依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而形成自然的起伏，从容舒缓，秀逸清润。至中年后，字体遒劲开张，结字更加沉稳，笔画舒和萧散。行书作品不作迟涩之势，爽快明朗，墨色匀淡，可见他在挥毫中意、笔、墨俱到，控纵自如，心灵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