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书法展览品梅：思与境偕格韵生(2)

　　通过这一道取舍剪裁，梅画在美术史上便有了“疏朗”与“繁密”之分，汪士慎的墨梅大多是疏枝浅蕊、简淡冲雅，王冕的墨梅则是千丛万簇、万玉争辉。而更多的画梅名家则是能简能繁、能疏能密。由此可见，对“赏心只有两三枝”的创作原则不能作死板的理解，“疏朗”与“繁密”是相对的，要从画作的立意和整体布局中评判其中的疏密是否合乎取舍之道。

　　形上之道：一梅花里一乾坤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代因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空前活跃。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易学，也在与理学（儒）、禅宗（释）、道教（道）的交融碰撞中进入了发展高峰，进而濡染了士大夫和画家群体，形成了“观梅悟易”“写梅循易”的文化现象。

　　时人认为，梅花是百花中气味最为纯正的花种，因而最得天地菁华，也最能体现阴阳合德、生生不息的易学之道。故此，宋代以降的两本重要梅谱《梅花喜神谱》《松斋梅谱》都闪耀着“梅里有乾坤”的玄学色彩，《松斋梅谱》更是将画梅技法与易学的象数理论进行了融合，总结出了“梅花象天，2017年书画展览，梅树象地”的理论，即梅的花蒂、花房、花萼、花须、花谢分别对应天数一三五七九，而梅根、梅干、梅枝、梅梢、梅种分别与地数二四六八十对应。因此，一幅梅画中，梅干、花萼、梅枝等的数量也可作为判定作品年代的依据之一。

　　以易学为指导的梅艺多了几分奥妙，但这其中的奥妙一经宫廷画匠不加取舍、不做变通地遵循，便渐渐成了束缚梅艺创作的死板程式。比如，当时不少梅谱奉“作梅须作五叶梅”为圭臬，认为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道，少一瓣多一瓣都有悖自然本性，所谓“五出者，所以象五行也”而“六出、四出谓之棘梅，乃村野之人接于棘上者，或木之根受气不清而然耳。”这种机械地守成使宫廷梅作日趋千篇一律，脱离了艺术创作的本真。

　　礼失求诸野。同样受易学的影响，梅却在文人画中焕发了新意。其中典型代表当属南宋画梅名家扬无咎。扬无咎本求学于宫廷，一次，宋徽宗赵佶看到了他的梅作，竟斥之为“村梅”，但扬无咎不以为然，索性在自己的画上题上“奉敕村梅”四字，继续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钻研梅艺。出离宫廷后，扬无咎从释仲仁等文人画作中汲古开新，并在周敦颐的“周子太极图”中获得了灵感，首创“空圈画梅法”，寓太极于梅朵之中，给梅艺创作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试看扬无咎《四梅图》和汪士慎《梅花图》，画中梅朵皆以墨线圈成，忽看不似梅花，但却透着敛华就实的梅意，相较于日趋雷同的宫梅，这种薄润有度、幻化自如的“村梅”的确更具美学价值。

　　梅为“四君子”之首，是历代文人雅士最为钟爱的艺术形象之一，除画梅之外，咏梅、赋梅、舞梅之作也不绝于时、经久不衰，但不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梅韵都是不可须臾而离的观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