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书画展览雨后青山铁铸成

原标题：雨后青山铁铸成(名师足迹·潘天寿)

　　潘天寿（雕塑·局部）

　　吴为山

　　中国画坛一代宗师潘天寿先生，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战争频发、文化冲突中度过一生。风起云涌的外部环境，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既孕育了他铁骨铮铮而又温厚敦实的品格，也造就了他格局宏大、气象深穆、雅儒雄阔的艺术。

　　适逾而立之年，潘天寿便对“书画同源”古训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并践行于创作中，形成极富个性张力的艺术风格。熊秉明先生将此风格称为“基于楷书的静态造型美学”。楷书可谓最具儒家气质的文化符号，其中刚毅之道德意味和执着之生命情态恰与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构。元代以降，主流绘画的审美品格一直属于道、禅一路，而潘天寿意在表达“道力苍茫”的美学特质，正应和了晚清以来中国画重拾儒家美学的文脉走向。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强、弘毅、历史感和使命担当，则成为他“强其骨”的精神支撑。

　　纵观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其儒家风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潘天寿从不认为绘画是闲暇的遣兴之举，而将其视为可比肩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业。在潘天寿看来，中国画能够保存民族精神、体现爱国情绪、彰显国家实力，甚至发挥“救赎”功能。其次，潘天寿始终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省意识。在上下求索的艺术征程中，潘天寿理性地审视着自己的探寻方向和方式，以对图式的极端性钻研考究，日益纯化绘画语言，使画面秩序丝丝入扣，图式与思想渐臻统一，在深刻的省思和勇猛的实验过程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矜重超迈。最后，潘天寿笔下的花鸟草虫作为人格之投射，远远超出普通玩赏范畴的审美意蕴。在文人士大夫和历代画工的艺术世界里，花鸟草虫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品玩对象。而潘天寿独辟蹊径，运用如椽之笔开启巨幅花鸟画创作的先河。可以想见，当画家面对擎天立地的画幅，屏息敛神，挥斥方遒，将不起眼的花鸟草虫放大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若非有雄视千古的大格局、海纳百川的大胸襟、俯仰天地的大观照、澄怀味象的大体悟、悲悯众生的大境界，2017年书法比赛，绝不能为之也！

　　他创造性地融合“奇美”与“壮美”两个审美范畴，既拓展了中国传统“阳刚之美”的内涵，也确立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新视觉形式。潘天寿作品中的“奇美”，虽源于八大山人、石涛等前贤大师，却没有他们的悲情愤懑，而是充满了“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的高华古意和“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浩然之气。古意，是对时间的纵深度与秩序性的表现，或言对宇宙感和历史感的传达。浩然之气，则是由创作主体存、养、充、扩而直通于天地之间的凛然生命力。两者涵映生辉，与“壮美”共同玉成了人格符号的价值取向。

　　倘若用潘天寿自己提出的概念来形容“奇美”与“壮美”相融后的视觉特征，即“霸悍”。所谓“霸”，首先可以理解为一种“颐指气使，无不如意”的画面主宰力或控制力。潘天寿曾说“要霸住一幅画不容易”，便是指对包括诗书画印在内的整体掌控能力。他不断重复同一题材进行实验，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斟酌推敲，无疑也是为了把对作品的主宰和控制程度推到极致。“霸”还应该理解为一种由主宰力和控制力折射出来的自信，换言之即超越历史偏见的眼光和胸襟。潘天寿能够抛开近三百年的南北“官司”，坚定信念，固执己见，始终在最充沛的情感中注入独特的审美风神，让作品透现出沉郁的诗境、生命的性灵和古雅的意趣，正是依怙此充满自信的“霸”气。所谓“悍”，总体而言是指强劲和勇气。从南齐谢赫提出“骨法用笔”开始，线条就是中国画存在的重要基石。而线条所具有的力量感和道德意蕴，自此也如影随形般成为历代画学的共识。潘天寿深悉绘画应作为道德人格之载体。他通过线条的强悍、强韧、强劲，通过章法的开合、虚实、疏密，通过造型的淳厚、方正意象，通过点苔的沉雄、凝定、笃实，通过顶天立地的构筑，创造出雄健、浑茫、遒劲的艺术世界，以此实现了道德人格的审美转换。除了特殊的视觉形式之外，“悍”还体现为超逸于视觉形式之上，既立足文脉规律又不拘常规的勇气。潘天寿从不轻易否定画学主流的标准，而是反复申述诸如“中锋”“圆笔”“静气”等规范的重要性。但在培养绘画风格的过程中，他却不趋时俗，深入传统，钩玄抉微，寻求创新。如突出方笔、侧锋、少水与贫墨，恰是潘天寿对主流标准的大胆突破。然而，这种突破又能合乎文脉，成为一种对传统的扬弃和再发现。是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悍”，才能够取苍劲健拔而去率直颓放，存清警圆融而弃庸弱琐碎，得凝重酣畅而无单薄躁硬，达到了“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成为对晚明以来中国文人画末流积弱之弊的纠偏。综上可见，“霸悍”的形成，并非仅潘天寿耿介方硬的个性率意使然，而是画家在深厚传统继承和独特个性审美之间觅得最佳平衡点之后的嘎嘎独造。也正因为如此，潘天寿所创造的“霸悍”，才会气力弥满，意态夭矫，折射出社会的变革，隐喻了民族的复兴，象征着国家的自强。